动车装上了“减速玻璃”？

按照朱熹哲学，理是最高本体，可是他又提出了心本体说。

即由客观本体到人心，由人心到天下国家的整个认识过程，也就是由体而达用的过程。[203]《河南程氏遗书》，《黄氏日抄》卷三十三。

因此，不能赌天地之大全[130]，即不能体用本末兼备。文天祥很强调人道自强而不息。[169]《论敷求硕儒开阐正学》，《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十六。[121]《建宁府重修府学记》，《真西山文集》卷三十。这段话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性质，是对朱熹理气论的一个重要改造。

（三） 陈淳的哲学，既以推究根源为目的，又主张理在事中，道在器中。[17]《命》，《北溪字义》卷上。理学家中，如司马光等人，解格物为捍物，朱熹反对这种说法。

他又说：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45] 这个如人跨马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朱熹理学运动观的特点。由于万物都是由本体太极派生而来，故体中有用。[6] 程颢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244]《朱子语类》卷九。[119]《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太极本无此名，只是个表德。[217]《答吴晦叔》，《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158]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196] 他所谓万理归于一理、千蹊万径皆可适国等等，就是指综合而言。

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总之，在朱熹看来，大而天地万物之发育、生长、成熟、收藏，小而至于一事一物、一草一木，都是有规律的。[192]《朱子语类》卷九。理常在而不变[58]，是他的一个基本观点，在历史观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当然，这同老子的道生一、有生于无的思想有区别。[108]《朱子语类》卷五。

他一方面说，性即理也，承认性来源于天理。他的易学思想并不完全承袭程颐，而是大量吸收了邵雍思想，朱熹后学大都是这样看的。

然而二程后学却多流于禅学，杨（时）、谢（良佐）、尹（焞）、游（定夫）之徒，除尹焞之外，都公开谈禅。他发挥周敦颐太极图说：若论其生则俱生，太极依旧在阴阳里。关于知先行后问题，朱熹继承了程颐思想，但是有所发展。他说：惟心无对，心统性情。又问：此心字与帝字相似否？曰：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他批评杨时反身之说：若知有未至，则反之而不诚者多矣，安得直谓但能反求诸身，则不待求之于外，而万物之理皆备于我而无不诚哉。

[141] 这里所谓诚，是指心体，即主观精神，它是真实无妄之理。学之弗能，问之弗知，思之弗得，辩之弗明，则亦何所行哉？未尝学问思辩而曰吾唯笃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

[107] 这句话实际上是正确的。显微无间者，自象而观，则象为显，理为微，而象中有理，是无间也。

[77]天地之初，如何讨个人种？自是气蒸结成两个人，后方生许多万物。[7]《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

第四，二程对邵雍的象数学，同样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朱熹则不然。[243] 不仅从小学进到大学，即使到了大学阶段之后，仍然不能说先知而后行，不能等知了之后再去行，因为日用间承上接下的躬行，是一天也不能没有。我们可以说，理是朱熹哲学的出发点，但不是它的归宿。[53]《朱子语类》卷九十五。

这实际上是由内向外的认识路线。他们以儒家的六经，特别是《周易》以及孔、孟和《大学》《中庸》等著作为根据，建立自己的理论，重新恢复儒家权威，以对抗佛教思辩（辩、辨二字在中国古代哲学里是可以通用的）哲学。

[146] 本书正文引文中的六角号〔〕，用来表明本书作者对引文的增补词语及解释性的问题。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绝不仅仅继承和发展了二程，他兼采众说，综罗百代，全面继承和发展了理学思想，从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可说是对北宋以来的理学思潮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

它与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学派，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学派，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因此，他批评陆学粗暴、可畏。

这就是说，事实上理气虽然不可分先后，但在逻辑上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分先后。当朱熹把封建伦理道德作为宇宙的根本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时，他的理也就失去其规律的意义了，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也就被彻底窒息了。他把太极和宇宙联系起来说：这个太极，是个大底物事。若今学者所论操舍存亡之心，则自是神明不测。

二、理气论及其矛盾 理气关系（包括道器、太极阴阳）问题，是朱熹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理学演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乃欲一切捍而去之，则是必闭口枵腹然后可以得饮食之正，绝无种类然后可以全夫妇之别也。

格得来是觉，格不得只是梦，如果不进行格物致知，真如梦幻一生。这里所谓形而上，是无形无象的精神本体。

盖寻常见闻，一事只知得一个道理，若到贯通，便都是一理。[289]《语录》，《象山全集》卷三十五。

很赞哦!（5471）